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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早以前看的这部电影。《野草莓》是伯格曼达到艺术巅峰的标志，影片通过一个令人又爱又恨的老人对人生的探戈，将生存、死亡、爱情、冷酷、过去、现在等等元素结合，透过回忆、幻觉和梦境，将不断出现而又消失在接近死亡的老人脑海里的孤独，描写得非常冷酷而彻底，是一部很成功的影片，也是英格玛·伯格曼导演的代表作。 “上帝”、“死亡”与“爱”是伯格曼一生钟爱的电影剧作主题,他童年时代便养成的独特心理结构及人格对此有深刻影响。而缺失的父亲则是一直影响着童年伯格曼的成长的最重要因素，是理解伯格曼电影的一个突破口。 1918年7月14日，恩斯特·英格玛·伯格曼诞生在瑞典的乌普萨拉。父亲埃里克是斯德哥尔摩一个教堂的副牧师，1924年，父亲埃里克被任命为索非亚皇家医院牧师。由于父亲一直处在一种神的代言人的位置上，作为伯格曼父亲的形象便缺失了。小伯格曼几乎不能从父亲那里得到想要的温暖，伯格曼在后来的回忆中，一再流露他童年时对父亲之爱的渴求和得不到这种爱的怨恨。 在70年代接受瑞典电视台采访时，伯格曼说："一种巨大的怨恨建立在我和父亲之间。有一天，他打了我"。这种难解的心理情结一直贯穿着伯格曼的电影生涯。 对父亲的怨恨，直接导致了对父亲所代表的神的怨恨，对上帝存在的否定性观点,我们的确能在伯格曼的童年生活中找到可资证实的心理依据。在《魔灯》中伯格曼回忆了在某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天,他跟随父亲去阿姆斯堡教堂布道,在教区牧师住宅区遇上一位和他同年的小孩奥斯卡。在奥斯卡的房间,书中写道:“奥斯卡问我是要听他布道还是玩葬礼的游戏。说着从他的衣橱中拿出一具小棺材。我说我不相信上帝。奥斯卡抓了抓头,向我保证上帝确实存在,并已经过科学证明。”这段话也许是伯格曼对他童年时代关于上帝存在与否问题的最早追忆。接着在外祖母家,伯格曼叙述了他与初恋情人玛尔塔的交往,其间,又一次表达他对上帝及宗教的看法:“我憎恨上帝和耶稣,特别是耶稣那些令人厌恶的言词、通篇的废话和血淋淋的躯体。上帝不存在,也没有人能证明他的存在。如果他真的存在的话,那么他一定是个可怕的神。伯 格曼对上帝产生叛逆的心态,实在是因了他那牧师的父亲,父亲几乎便是他少年时代上帝的象征。性格的极度专横、对孩子们的过度苛求,使他成为少年伯格曼心中恐惧的代名词，少年伯格曼在心里上产生了阉割的幻想。 所以说，上帝与存在，爱与孤独，艺术与宗教诸如此类具有复合性的命题均是缺失的父亲这一基本母题的衍化与复生。 在看完用convert swf to flv转换过的这部电影之后，伯格曼同样表达了这一主题。 首先，作为主人公的医学教授埃萨克，其父亲的形象就是缺失的。在影片叙述的现在时，父亲已经不存在了，母亲虽然还在，却也借助其儿媳之口，说明母亲是一个冷漠如冰的老女人，丝毫不能弥补其渴望着的父亲的温暖和爱。在影片的过去时，即埃萨克教授的回忆中，父亲虽然存在，但也是不可见的，观众只能从家庭成员的描述中，知道父亲的存在和行为，但是这种了解是模糊的，冰冷的。 其次，埃萨克教授作为一个父亲，其父亲的功能，即父爱，也几乎毫无力量。埃萨克教授的冷漠与自私，很大程度的体现在这一曾面上。而且，这种缺失的角色似乎注定要被埃萨克教授扮演下去——在影片最后，埃萨克教授经过了自责与宽恕，决定给儿子以迟来的父爱,但儿子已经习惯了没有父爱的生活，所以对父亲迟来的爱并不打算接受。 最后，埃萨克教授的儿子艾瓦尔德作为一个父亲，承袭了他父亲的冷漠，正如父亲一辈承袭了他母亲的冷漠一样。缺失体现的就更加彻底，他不是不打算施与父爱，而是要消灭父爱施与的对象——根本不允许儿子出生。 不可否认，伯格曼将自己认同为埃萨克教授，在影片的结尾，埃萨克教授的梦境中，伯格曼找到了自己的父母亲。实际上，整个影片，也可以理解为寻找缺失的父爱的过程。